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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24日上午新葡京网址 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123会议室举办了以“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如何促进妇女发展？”为主题的研讨会。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潘锦棠教授、社会与人口学院宋月萍副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艾丁、北京市妇联政策研究室孙竹君主任，以及新葡京网址 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孙文凯副主任、王湘红研究员、张琼研究员和葛玉好研究员出席了本次会议。与会者围绕相关议题发表了各自看法，多位师生和媒体记者旁听并参与讨论。

王湘红：榜样力量能否提高女性竞争意愿？

王教授采用实验方法，把人群分成不同的组去完成数学计算的相关任务。在任务中设计了3个实验局，第一个是按件（piece）付酬，即每答对一题得3分；第二个是按锦标赛规则（tournament）付酬，即4人小组中赢的人得到12分，其他人0分；第三个是按自己的意愿选择计件还是锦标赛付酬。王教授想研究的是，不同的实验环境对于男性与女性在竞争力等方面是否产生影响，以及出现性别差异的来源是什么。通过研究，王教授得到的结论是：（1）女性榜样反而提高男性的表现，男性答对题的概率更高；（2）在猜测自己排名（ranking）时，男性通常会比女性乐观。

在此基础之上，王教授还介绍目前还在做的一些研究。第一，通过改变任务类型检验结论是否稳健。一般来说，男性比较擅长数学计算任务，所以上述基于数学计算任务得到的结论在别的任务环境下可能会改变。有文献已经指出，在重视语言能力的相关任务中，性别之间的表现差异就大幅减少。第二，研究男性和女性在多任务处理能力方面的差异。王教授的研究团队在春节期间通过发红包的方式收集了1000多份的问卷去研究这一问题。初步得到的一些结论有：男性和女性在大多数多任务处理能力上不存在差别，只有在“边听边记笔记”方面存在差别；职场经历会改变对于“你认为自己的多任务处理能力怎么样”这个问题的看法，在学生群体中，更多男性认为多处理能力高一些，在职场群体中，更多女性认为多任务处理能力高一些，这可能也反映了进入职场前男性相对女性有“过度自信”倾向；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偏好“先做完第一个任务，再做第二个任务”的模式。第三，职场上的男性和女性对于“更换工作岗位”的态度是否存在差异。王教授发现，女性对是否更换工作岗位没有明显偏好，但男性更偏好留在同一个岗位工作。这可能是因为职场上的男性已经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不愿意更换岗位。

潘锦棠教授对王湘红教授的主题演讲做了精彩点评。首先，他认为使用实验法、行为经济学等方法研究性别问题非常有意义。其次，他认为 “女性榜样的力量可能更激发男性的斗志”的研究结论非常有趣，这可能跟男性的“斗性”有关；没有竞争之前，两者的差距小，竞争后两者的差距反而更大。男性看到“女性顺利”的情况会心中不服，竞争性更强。最好，他建议研究团队在研究设计、研究范围等方面再加以改进。

葛玉好：分析妇女发展的几个角度

葛玉好研究员主要从女性身心健康、劳动力市场表现、家庭责任、国家政策、妇联组织建设这几个角度，分析了妇女发展的现状，梳理了新时代妇女发展所面对的挑战和机遇，并提出了新时代促进妇女发展的相关建议。

首先，就女性身心健康而言，就存在女性面临严重的家庭－工作冲突、女性的生育能力下降和女性特有疾病发病率升高三方面的问题。他谈到曾经做过的一个关于职业女性家庭工作冲突的研究，在研究中他们设置了关于“家庭劳动影响到工作表现”和“市场劳动影响到家庭责任”两大类的相关问题，发现随着孩子的个数增多，“家庭劳动影响到工作表现”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据2012年《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我国育龄人群中女性不孕不育率已经高达12.5%，北京、上海等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不孕不育的发病率甚至达到15%以上。上世纪90年代初，育龄人群中不孕不育率还只有3%，上升速度令人吃惊。女性生育能力下降，可能是由以下原因导致的：第一，婚育年龄推迟；第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第三，工作和生活压力太大；第四，环境污染；第五，流产和生殖疾病。产后抑郁症是困扰现代女性的一个健康问题，据相关研究指出，产后抑郁症发病率为20.9%，导致产后抑郁症的原因有很多，如女性遗传基因和心理调整能力等，但丈夫支持、社会支持、家庭收入水平也非常重要，可从这些原因入手降低产后抑郁症的发病率。乳腺癌和宫颈癌是危害女性生命的两大顽疾，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已提供两癌免费筛查的服务，但宣传力度和知晓度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其次，从劳动力市场方面来看，女性从踏入劳动力市场之日起就遭受各种各样的歧视，如就业歧视、工资歧视、职业歧视、晋升歧视等方面。一份同样的简历，只要把性别从“女性”改为“男性”，收到面试通知的次数就会提高42%，这说明女性劳动者面临严重的就业歧视。此外，女性找到工作后她们的工作稳定性也低于男性，当劳动力市场面临负面冲击时，女性受到的负面影响更高，更有可能被解雇。例如，1997－2001年期间，国企改革造成很多职工下岗，女性下岗的比例更高。在这期间，男性的劳动参与率由92%下降为80%，女性的劳动参与率由84%降为65%，下降速度远快于男性。所以，他认为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弱势地位主要是因为生育问题，但是生育行为对社会来说，具有公共物品性质，对整个国家有好处，对整个社会有好处，但对企业来说并不一定有好处。所以，生育成本肯定不能由企业承担，也不能全部由家庭承担，国家要多补偿家庭补偿女性，但是补偿的方式不是给企业，而是补偿到女性个体手上。

然后，他指出人们在评价个人贡献的时候，大多都看重有酬劳动，忽视无酬劳动，这种评价体系对女性是不公平的，因为女性更多地承担家庭无酬劳动。所以，在评价个人贡献的时间，无酬劳动和有酬劳动应同等对待，无酬劳动也应折算成具体的货币价值。一旦我们估算无酬劳动的货币价值，将会得到一些很有意义的研究结论。例如，An and Dong （2011）使用“机会成本法”测度了无酬劳动的货币价值，得到的结论是，2008年，我国无酬劳动的货币价值大约为GDP的26%，占第三产业总值的65%。我国城市妇女有酬劳动价值占城市全部有酬劳动价值的43%，无酬劳动价值占城市全部无酬劳动价值的68%。我国农村妇女有酬劳动价值占农村全部有酬劳动价值的42%，无酬劳动价值占农村全部无酬劳动价值的77%。通过上述数据，我们就能看出女性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程度非常大。一个社会只有真正意识到无酬劳动的货币价值，才能真正意识到妇女发展对社会进步的贡献，政府才能制定促进妇女发展的有效措施。

再者，他认为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应具有社会性别视角。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全面二胎政策。这个政策看上去只与家庭内部决策有关，但对女性的负面影响很大。由于全面二胎政策的实行，女性养育孩子和其它相关活动的家庭劳动时间大大增加，并且由于生育二胎造成职业生涯中断，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收入也会减少，有些女性还可能因为生育二胎而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不仅如此，企业由于担心女性生育二胎影响日常的经营活动，对女性的就业歧视更加严重。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养老制度。男性和女性养老金缴纳比例和计算公式都是相同的，但由于历史原因，女性比男性退休早，平均工资水平比男性低，以后拿到的养老金数额自然会低于男性，造成女性老年贫困的现象比男性严重。在土地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方面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这些例子告诉我们，为促进妇女发展，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一定要考虑社会性别问题。

最后，他认为妇联作为一种集体组织应该发挥更重要的独特作用。比如在相关部门制定法律法规之前，妇联就要发出声音，提醒要将性别视角纳入公共政策，评估政策效果时也应充分考虑对性别所产生的不同影响。

北京市妇联孙竹君主任对葛玉好的主题演讲做了精彩点评，她认为提倡男女平等不代表要求男女在各方面都表现一样，男女很多方面的差异是自然竞争的结果。她根据自己的实际工作经验，感觉中国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以后的妇女解放，其实还是男性主导的妇女解放，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不足。她还指出，伴随传统文化的回归，包括女德教育在各地的兴起，女性觉醒意识甚至有些后退，例如一半以上的女性都同意“干的好不如嫁的好”、“丈夫的发展比妻子重要”，在整个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女性的相对地位也在下降。据相关数据显示，中国的男女平等排名从2008年的第57位下降到2017年的第100位，实际上世界范围内的男女平等指数在这十年总体上都是下降的，中国降的更快。她还认为，重视女性的无酬劳动可能无助于女性的发展。孙竹君主任也认为生育会阻碍女性的发展，所以妇联开始推动社会的育幼支持体系，比如建立0-3岁的儿童托幼体系。妇联推动的另一个事情是，男性产假不能转给女性。以前男性有一个月的产假可以转让给女性，妇联建议把这一条取消，因为抚育孩子是男女双方的责任，你必须要休假。关于政策的社会性别视角，现在市妇联成立了专门机构，对北京市出台的一些政策法规都会组织专家进行性别视角的审查，看是否有隐性的性别歧视或者可能造成性别不平等的后果。

艾丁：新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女性雇佣劳动参与状况的变迁

她的研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女性劳动参与状况变迁进行了考察，将我国女性劳动参与格局的演变置于新中国的工业化史中。通过将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划分为不同阶段，对工业化各阶段女性劳动参与的具体特征及演变趋势进行梳理，分析工业化及与此相关的宏观政策、制度体制、技术及产业结构变迁等对女性就业行为、就业范围、就业结构及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等所造成的影响及内在原因。结合西方女性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成果，提取出我国工业化及欧美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女性劳动参与状况演变趋势的异同之处并作进一步分析。进而结合当前的工业化发展趋势与产业结构演变方向，对新阶段我国女性的就业前景及劳动力女性化过程中显现的一系列问题提出新的思考与对策建议。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期（1949-1977年）。这一阶段我国的工业化历经了三个具体时期，国民经济恢复期（1949年—1952年）、工业化的起步期（“一五”时期）（1953年—1957年）、工业化的探索与发展期（1958年—1977年），在我国工业化发展的这一阶段，国家主要政策及重大历史事件构成妇女劳动参与状况变迁的主导因素，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扭转了妇女劳动参与的变化方向，妇女的劳动参与程度显著提升，呈现出与欧美国家工业化初期相反的变化趋势。政策的助推及相关的制度保障为这一时期的女性就业提供了重要平台，使女性在劳动参与中逐渐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机会与权利，女性的经济地位及社会地位相应提升。

第二阶段：改革开放至“十一五”末期（1978年—2010年）。这一阶段我国的工业化经历两个具体时期：工业结构调整与工业化全面推进期（1978年—1997年），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探索期（1998年—2010年）。这一时期女性劳动参与状况的变迁主要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自主演化形成的。这与西方国家工业革命进程中女性就业格局的变迁趋势相类似。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与深入，机械化水平及科技水平日益提高，工厂作业对就业者身体素质及技能的要求降低，男女的生理差异逐渐弱化，女性进入传统工业中参与劳动。同时，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带动第三产业的崛起，大量与女性温顺耐心、细致认真等性格特质相符的岗位涌现出来，女性的就业机会、就业空间及就业选择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女性劳动者向第三产业转移，自主选择与自身特质相适应的就业方向，故而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在经历了工业化初期的下降之后开始增长。但是由于面临市场化的就业竞争，女性的生理劣势、性别角色劣势日渐显现，暴露出就业市场中的性别歧视，相比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这一时期女性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明显下降。

第三阶段：“十二五”初期至今（2011年至今）。这一阶段女性就业规模显著扩大、女性就业人员比重较为稳定。女性劳动者通过不断提升自身技能水平、文化水平来应对市场化的就业竞争，产业结构、工业结构的演变以及快速的技术进步与就业模式革新均为女性的劳动参与搭建了平台，女性的就业范围与就业结构延续上一阶段的演变趋势，得以继续扩大与优化。在整体就业状况向好的同时，女性较低的社会地位、低端岗位女性就业者严峻的生存形势、就业市场中严重的性别歧视等问题仍不容小觑。

所以总体上来看，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劳动力呈现出明显的女性劳动趋势，吸纳了大部分的女性劳动者，整体用工需求的扩大导致女性社会地位提升，由于国家政策的主导。改革开放以后，工业化政策的调整，女性就业者自身素养的提高，使得第三产业对女性的吸纳力度增强，女性的就业结构得到优化。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雇佣劳动市场的性别歧视也逐渐暴露，女性的社会地位相对降低。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就业形势会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这为女性劳动参与提供了大的机遇。

张琼研究员对艾丁的演讲做了精彩点评。她首先简要回顾了艾丁的发现，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划分有两个节点，一个是1978年，一个是2010年，在每一个阶段有几个小阶段，主要是通过女性职工人数的梳理和女性在三大产业之间的占比来划分，结论是我们的工业化背景下女性雇佣劳动变化和西方国家或者发达经济体U型变化的趋势不相同，解释的机制是因为我们国家政策主导或者是我们非市场化的自动转化过程。然后她提出自己的疑问，工业化划分成三个阶段依据是什么？一定是因为这个过程某些东西它所占的比重发生了结构性转变，出现了一些相应断点。所以，张琼研究员给出了自己划分阶段的一种方式。另外她谈到一个问题是，只有女性的参与率还稍嫌不足，最好与男性进行对比。更核心的是去看，相比男性而言，女性的就业比重是上升还是下降。

宋月萍：经济问题的性别视角和性别差异的经济研究

宋月萍副教授选取了2006-2015年经济学和管理学中以“妇女、女性、母亲、女大学生”为主题词的所有博硕士论文，对与性别相关的学位论文数量、研究议题、研究方法、引用量和发展趋势等进行了全面梳理。

首先，从论文数量来看，2006-2015年从经济学视角研究性别问题的论文共125篇论文，数量总体上比较少，但是从年份看数量呈增加趋势，尤其是硕士毕业生的论文增加比较明显，博士生的论文每年没有超过3篇的。从论文作者所在大学来看，主要来自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和南京农业大学等高校。从论文作者来看（通过名字进行大致估计），有83位是女性作者，42位是男性作者。男性和女性作者研究的主题也有所不同，男性作者主要关注劳动力市场，女性作者关注的更加宽泛，除了劳动力市场还涵盖家庭领域和福利等方面。从研究内容上看，主要有生育政策问题、工作与家庭平衡问题、幼儿照料问题，2010年之后关注宏观方面的研究增多，比如性别对储蓄的影响，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等。所有的论文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是分析的问题男女都涉及；第二钟是分析男女间的差异；第三种是只聚焦于女性研究比如说生育；第四种是性别结构或者性别比可能带来的影响。涉及到性别差异大概53篇，关注女性独特问题（比如生育问题、宫颈癌等女性健康问题）的只有5篇，关注性别结构带来对宏观经济影响的有8篇。就引用量而言，可能存在的问题是引用量比较低，就搜索到的125篇来看，每篇文章被引次数不到3次，总体来讲，使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性别的论文的影响力有待提高。

她还对这些博硕士论文的研究趋势做了总结归纳。在劳动力市场方面的论文研究重点转向新型就业问题。以“歧视”作为主题词的论文主要出现于2010年以前，2010年以后讨论的更多是弹性就业、灵活就业，歧视问题不再是主流。2010年以前，只有一篇论文探讨我国女性的非正规就业问题，2010-2015年期间讨论类似问题的论文有7篇。有两篇论文讨论了女性创新创业问题。一篇认为人力资本较高的女性主动选择创业，另外一篇认为创业是女性处于人力资源市场地位劣势的客观表现，是女性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即使研究传统的性别收入差距，以前论文使用Oaxaca方法研究均值方面的差别，现在使用分位数分解、JMP分解研究整个分布上的差别，研究方法更加科学。

关注女性流动决策的研究也有不少，2010年以后有8篇论文做这个领域的研究，不过研究内容相对单一，大多分析女性流动人口的特征或者分析影响女性决策的因素，或者女性农民工跟城市户籍女性职工的差异。也有很多论文讨论女性的人力资本问题，主要是教育回报率和健康影响。有一篇论文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对于低收入的人群来讲，城镇的女性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但到一定的阶段后反而比男性更低，这可能是因为在高的层次上女性遭遇玻璃天花板效应。讨论女性健康与女性就业之间关系的文章也有几篇。在讨论人力资本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基础上，有些论文还进一步讨论了为什么男性和女性的人力资本会不一样。有的论文指出，从家庭资源分配角度来看，家庭内部会倾向把优势资源投给男性。这些论文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能及时抓住社会上的热点话题。国家政策2013年才放开单独二孩，2016年才放开全面二孩，2013年以后就有好几篇文章讨论了二孩生育对女性的影响，例如对女性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对女性工资的影响，以后这样的文献可能会更多涌现出来。另外也有论文提出了经济发展怎么影响女性发展，女性如何参与和共享经济发展的果实，这个领域的论文大多使用经济学比较优势的理论来做的，在理论上可能还需要一些创新。最后，她指出，从所有论文能发现的一个问题是，性别研究往往是女性自己跟自己交流，缺乏男性视角。

葛玉好研究员对宋月萍的演讲做了精彩点评，认为通过梳理博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非常有意义，使得他对性别领域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都有了新的认识。但是，他指出国内关于性别的研究，特别是基于经济学视角的研究，理论高度不够。总体上没有突破贝克尔传统劳动经济学的范畴。还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已有的关于性别的研究，实际上研究的都是供给侧，是从女性劳动者的角度出发进行的研究；缺乏从需求侧研究的论文，比如说从企业人力资源经理的角度去看性别歧视问题等等。

专题演讲以后，大家对性别相关的研究又进行了热烈讨论，对今后一些可以研究的方向进行了交流和相互补充。与会者都认为以举办研讨会的方式进行定期交流有利于研究者完善研究内容，激发新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