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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观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要范畴，在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中都是非常重要的思想和工作方法。系统观念是一个体系，其基本观点包括整体性、全面性、开放性、过程性、有序性、组织化、演化性、复杂性等，用这些观点认识事物就是系统思维，反映在方法论上就是系统方法。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主义，汲取中华民族先贤的思想，总结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对中国传统系统思维作出创造性的转化，创立了中国现代系统思维的定性理论框架，坚持运用系统观念来认识把握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颇有独到之处，对于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要的启示。

重视全局观、大局观，把握整体性、全面性

系统观念的核心是全局观、整体观，就是从全局、整体上思考和解决问题。毛泽东习惯用“全局和局部”，特别重视全局观、大局观。

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有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系统的全局。所谓局部，在空间域中指系统包含的“各方面”“各地区”等，在时间域中指系统经历的“各阶段”。全局与局部互为存在条件，“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而“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

系统思维要求人们切忌囿于小尺度，要自觉地把问题放在更大系统的全局中考察。系统思维强调“关照全局”，如“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要的问题，是对于全局的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系统思维的“一个原则，就是注意于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的关节”，紧紧抓住那些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局部。系统思维主张看问题要从全局出发，把部分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连接，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联系，要善于通观全局。毛泽东说：“懂得了全局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要从大局着眼，从局部着手。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强调，军事从来不能同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分割开来孤立地考察。红军除了打仗之外，还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及党组织等任务。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从系统观着眼，全面把握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系统阐述了我们党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而且创造了一整套不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略战术。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主要地是依据情况，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指挥下，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不是分散的、孤立的、各自进行的，而是有着通盘筹划，一环紧扣一环，相互照应、一气贯注的完整部署。他强调，局部隶属于全局，一定要照顾全局、服从全局。

注重过程性，强调协同性

毛泽东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毛泽东的《矛盾论》对过程的矛盾分析尤其突出，《实践论》则是关于认识运动的过程论。毛泽东的过程观突出表现为：过程结构观、过程尺度观、全过程观。

毛泽东曾指出：“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不但要研究每一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规定的本质，而且要研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质。”“世界上的事物，因为都是矛盾着的，都是对立统一的，所以，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毛泽东经历了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实践过程，他始终紧密结合中国社会变革的实践，提供了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和思维方式，形成了具有可操作性、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他提出要“学会弹钢琴”的方法，强调系统的协同性、有序性。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过程整体观（或大时间尺度看问题），反对只顾眼前，提出要考虑“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否划得来的问题。文章反复提到调整关系、调整布局，表明他重视改进中国社会的系统结构。结构要用关系来界定，系统的结构就是其所有组分（局部）相互关系的总和。所谓关系，就是事物通过关节相互联系（依关相系）。毛泽东指出，必须“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毛泽东主张国家与单位、单位与个人要“利益兼顾”，反对“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提倡“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他还肯定地方“从全国整体利益出发的争权”，鼓励地方去争“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倡导中央和地方、上级和下级“商量办事的作风”等。其着眼点是调动自组织与他组织“两个积极性”，建立合理的互动模式，产生协同效应。

毛泽东倡导“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只考察内部规定性对系统的认识是片面的，需要从外部环境看系统，查明系统与环境如何互动互应、互塑共生，才能完整地认识系统。

把握复杂性，注重最优化

毛泽东的《矛盾论》包含了宇宙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该文9次使用“复杂”一词，区分了简单事物和复杂食物、简单运动形式和复杂运动形式、简单运动过程和复杂运动过程等，注意到简单性与复杂性这对矛盾的客观性和广泛性。毛泽东提及“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认为中国革命的“情形是非常复杂的”，明确把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放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讨论，等等。他强调“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点”。他特别提到国共合作中存在两党“又联合又斗争的复杂的情况”，更一般地说，政治复杂性就是政治生活中的对立统一性。他看到：“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去看。” “事物是往返曲折的，不是径情直遂的。”要求掌握应对客观复杂性的正确思维方式，就是复杂性思维。

毛泽东的《矛盾论》，对于系统演化的必然性，演化的动力、方式、途径、方向、规律等，都用矛盾学说的观点予以论述。

毛泽东要求领导者必须善于“统筹兼顾”。统筹兼顾，就是要从事物的整体出发，统筹考虑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系统与环境，以及系统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等诸多方面的辩证关系，以求达到系统整体功能的最优化。毛泽东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娴熟运用系统观念，在总结新中国初期建设和苏联模式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要处理好十大关系。要实现系统的整体功能的最大化，就必须围绕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在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突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说：“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这就是战略领导。“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 只有全局在胸，才能具有前瞻性或预见性，对刚刚露头的倾向具有敏锐的识别力。

系统考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有世界眼界。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

毛泽东强调要把中国的新文化放在世界系统的整体演化过程中考察，坚持中国自己的特色。他在1956年《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现在世界的注意力正在逐渐转向东方，东方国家不发展自己的东西还行吗？”他提出一系列重大判断，如“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肯定“中国的东西有它自己的规律”，反对“在中国艺术中硬搬西洋的东西”，提倡搞“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主张“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

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既有整体透视，又有结构分析，就是坚持系统观念的一个范例。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毛泽东对系统观念的运用对指导实际工作树立了典范。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论述系统观念及战略策略问题，强调要“善于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和运用系统观念，善于从系统观念出发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只有始终坚持系统观念，才能更好地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作者：林坚，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葡京网址 专聘研究员

原文链接：毛泽东对系统观念的运用及其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