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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瑞明提出，数字经济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可从三个层面把握：一是新的生产要素，数据与数字技术结合催生新产品、新业态、新产业与新市场；二是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即产业数字化，在企业内外重组资源配置；三是技术与制度变革，借助数字经济聚合信息、统一规则、推动制度优化。他判断，新要素层面发挥最好，新组织次之，新制度潜力最大但最为薄弱，应成为未来重点。在需求、供给、预期“三重压力”下，数字经济可在新产品新服务供给、收入分配与公共服务、组织协同与统一市场、产权保护与政策透明度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